玛丽娅

[62]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领导干部则是这个重要因素的核心，只有领导干部树立了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良好榜样，人民群众才会自愿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应该破除学科自足的迷信，推进宪法与部门法的互动与对话，以实现合宪性法秩序的整体和谐。时延安：《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参见李丽：《违宪审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纪念82宪法实施30周年》(下)，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0月18日。笔者曾以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出庭和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制度为例，说明刑事诉讼法对宪法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和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条款的具体化。一方面，从最狭窄的形式意义的宪法概念(以宪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到宽泛的实质意义的宪法概念(以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运行以及人权保障为内容的法的总称)，宪法的所指是有差异的。④[德]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欧洲与德国经济法》，张学哲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1948年，意大利制定新宪法，在新宪法的自由民主价值笼罩下，意大利的刑法体系进行了从立法到司法的多层次调整，包括对刑法典的个别修补、宪法法院的运作，在刑法的司法适用中以宪法精神来消除专制色彩，变革刑法学的理论学说，等等。

(15)而2008年年底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标志着合宪性审查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暂时不再有实现的可能。于此还应注意，尽管立法要受到宪法约束，立法活动应当是具体化宪法的活动，但立法者仍然享有宪法作为框架秩序之下的形成空间或者形成自由。作者简介：蒋清华，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11]〕1987、1988年的工作报告都重申了这一命题。作为立法监督的载体，备案审查制度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十九大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之后，又一次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官方也将备案审查制度定位为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强调加强备案审查工作是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着力点。〔[63]〕中国之所以在讲分工、制约的同时加上相互协调，是为了避免片面强调制约而导致相互掣肘、朝令夕改的弊端。与立法监督相关的是第一种含义的支持。

〔[19]〕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这样解说道：要通过依法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帮助有关国家机关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并通过督促有关国家机关及时整改工作中的问题，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国家机关的工作正常运行，这也就是‘寓支持于监督之中。〔[86]〕 参见李松锋：《沟通与协商是符合国情的备案审查方式》，载《法学》2019年第3期，第27页。

〔[88]〕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目标，则需要对手段进行考量。〔[5]〕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86]〕但是，且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有关法规的制定机关达成共识如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定监督机关地位相协调的问题，这种达成共识至少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及时性问题。主动纠正好，还是被动纠正好？还是主动纠正好。

2000年立法法颁布后，由张春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主编的《立法法释义》一书，没有介绍先由制定机关自行纠正这一制度设计的理由，而是作了如下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行使过违宪违法法规撤销权。〔[35]〕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支持型监督模式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论语·学而》有言：礼之用，和为贵。

本文认为，支持型监督的理念具有传统文化上的深刻根源，更是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所涵括的配套制度是多方面、组合性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结构性问题，呈现出一种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形象，虽然在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和要求，因而需要作出调适优化。〔[55]〕1986年7月，王汉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工委主任）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关于加强人大工作的几个问题》指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模式，也不同于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议会的模式，人大常委会同政府不能唱对台戏，也不能只是走形式的‘橡皮图章。

传统中国倡导贵和尚中，以和为最高价值。（二）科学认识国家权力之间协调与监督的关系 前已述及，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因而各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协调配合，以保证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70]〕  前注〔14〕，张德江文，第241页。从资源掌控、组织权威和动员能力上看，党协调各方所具有的民主功能不亚于人大，这有利于凝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2018年7月，栗战书委员长指出：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人大就是要对‘一府一委两院起监督作用。1985年2月3日，彭真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谈话时指出：几千年不讲法制，现在要人人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那是不容易的。除了第七届全国人大时期讲得比较少之外，其他各届任期中，都至少有3次工作报告明确讲到支持，其中，第九届、第十届是每年都讲，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各都只有一年没讲。〔[20]〕 其实，就修辞而言，更准确的用语似乎不是支持，而是督促。

能说明本质，并成为引导政治法律生活变化和发展力量的，应该是政治法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例如，张德江指出：依法作出授权决定、支持相关改革试点、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32]〕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的那般人与人浑融的样子，和那淳厚礼让的社会生活态度，的确是对，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也要算一个真胜利。例如，1989年工作报告指出：人大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人大依法进行监督，对它们的工作既是支持和促进，也是必要的制约。

〔[21]〕2008年，乔晓阳（时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讲座时说：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既有监督又有支持。另一方面，正如孙隆基所指出的，和为贵的这种放弃对抗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

三是从政治传统来看，我国缺乏法治传统，不适宜一下子采取过硬的办法处理违宪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辅以法解释学、文本分析、价值分析，以探寻中国本土的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为主要任务，并分析这些因素应如何调整以适应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力求实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59]〕吴邦国说：人大与国务院之间是有个监督关系，但讲来讲去，都是为共同目标在工作的，最后还要补国务院的台，还要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支持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67]〕这台戏的导演就是中国共产党。〔[25]〕  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9月3日），载《中国人大》2016年第17期，第7页。

〔[29]〕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生活不单单由诸如制度、体制、权力、规范等‘硬件构成，还有‘软件亦即潜在的或内在的命令，如价值，感情、心理、态度等。凡属违宪的法规及其处理情况，应一律向社会公开。

监督也是支持这一修辞，可能也还含有人大希望得到一府两院对自己开展监督工作给予充分理解的用意。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13]〕 之后，2000年（九届），2002年、2003年、2006年、2008年（十届），2009年、2012年、2013年（十一届），2014年、2016—2018年（十二届）的工作报告也都对监督权行使原则、理念作了专门论述，观点一脉相承，均强调了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关系。〔[23]〕也即，当政府因依法行政，或者法院、检察院因公正司法而受到缺乏法律依据的指责、非难的情况下，人大需要给这些国家机关以坚定的支持。〔[68]〕 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调开展工作，共同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奋斗。〔[18]〕 这个意义上的支持，实际上是在讲人大监督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即督促被监督者把工作做得更好。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的工作办法》、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规程（试行）》等规范性文件，都应考虑向社会公开，以便公众更好地参与和监督。封丽霞：《制度与能力：备案审查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2期，第105页。

协调是一种校正，是对彼此拆台、效率低下、背离政权人民性本质和服务性目标的那种异化了的监督制约进行校正。〔[33]〕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刚健自强与以和为贵的思想可以称为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可以称为中华精神。

侯猛教授在谈到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时，就以当年孙志刚事件为例，分析认为这一事件的解决方案是中央政治局协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结果。应当支持各国家机关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解决公权力争议，也要支持各国家机关通过宪法实施监督机制解决公权力争议。